自特朗普上台之后，首先在贸易政策实践上推翻了二战后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拜登政府在贸易政策实践上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遗产，并在理论上逐步阐述了其新的贸易共识，包括为什么要这么做、未来要怎么做。总的来说，美国两党建制派当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不是将自由贸易视为美国的力量之源，而是将贸易视为潜在的弱点。同时，他们坚信基于“美国优先”将使美国恢复并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地位。2024年1月16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Inu Manak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互惠贸易政策的回归》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华盛顿目前付诸实践的这一错误信念，可能会削弱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并使美国人在国内处于不利地位。文章认为，随着美国进入又一个总统选举年，贸易专家们应随时准备澄清、揭穿和纠正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散布的过度简化的对贸易互惠的批评。贸易的本质是信任、开放和互惠，原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之所以能够创造机会并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坚持了信任、开放与互惠原则，因此呼吁回归贸易互惠。
以下是该文主要内容，供参考。
尽管所有的政策问题都容易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但贸易问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政客们在贸易问题上的胡乱解释，还因为反复出现的错误观念，放大了对开放代价的虚假警告，并（过分）兜售封闭的好处。当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并誓死要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时，详细的专家反驳很难与那些有力的言论相抗衡。
“贸易有害”（理念）不仅出现在竞选的过程中，还贯穿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贸易讨论的方式中。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和时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领导下，“传统”的美国贸易政策自其形成伊始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根基。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Katherine Tai）将其描述为“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并声称其中“最大程度的关税自由化……导致了我们工业中心地带的空心化。”而在她之前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更是将那些受到（关税自由化）影响的城镇称之为“废墟”，并对国际贸易体系大加挞伐，因为该体系通过连续几轮的关税自由化，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打开了世界市场，同时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
而“一些美国人因未能适应外国竞争而受到伤害”这一事实，已成为美国现代贸易政策批判者不满的核心来源，甚至可能已经过度主导了当前关于贸易政策的辩论。这使得贸易政策的讨论蒙上了阴影，而通过国内政策行动，如劳动力发展和教育政策，则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国内解决方案的存在却并没有阻止美国国内一些知名官员，如乔·拜登总统（Joe Biden）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对如何适应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提出质疑，并追问“它（贸易）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当前，自由贸易不再被视为是优势的来源，反而被视为是潜在弱点。相互依存越来越被描述为是一种脆弱性，因为各国可以将其贸易联系武器化。然而，事实上，经济胁迫是国际事务的一部分，但却很少有人声称贸易一体化会带来世界和平。
而无论如何，更重要的是，各国在“可以接受行为和不可以接受行为”上的划分界限。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这种界限的划定曾经是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但由于美国持续反对世贸组织的上诉机制导致该机构已被严重削弱。而在过去，该机制曾成功、和平地解决了数百起贸易争端。
美国目前的贸易方式，如果还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方式的话，它极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并将美国人在国内的经济地位置于不利位置。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即，紧缩“传统”的美国贸易政策——奉行美国优先或迎合特定的美国工人群体，并将这种努力标榜为“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而且认为这一政策将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恢复其无可匹敌的霸权地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这种缩减带来了许多不可预见的重大损失，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自“单极时代”（unipolar）以来，美国首次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竞争，以及一个有可能颠覆现状的潜在对手——中国。但无论如何，对被中国超越的恐惧不应促使美国破坏它所创造并从中获益匪浅的秩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不是贸易战，而是专注于美国的独特之处，并在国内外确保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未来。
对外贸易（来源：百度图片）
贸易问题
贸易政治一直充满争议。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10篇中曾写道：“是否应该通过限制外国制造业来鼓励国内制造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国内制造业，这些问题将由地主阶级和制造业阶级做出不同的决定，而这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会单单只考虑正义和公共利益。”
麦迪逊对立法过程中的派系力量感到惋惜，他认识到，调整“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是困难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考虑间接和长远的因素，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这种考虑很少会无视一方的权利或整体利益的直接利益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因此，贸易政策很容易受到要求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即使是一位决心为国家整体利益制定政策的总统，也很难克服这些压力。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曾敏锐地详述了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这些冲突，他记录了无数的立法和思想斗争，这些斗争最终形成了美国用来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奠定基础的贸易政策。欧文将始于1932年左右的现代美国贸易政策描述为由互惠目标驱动，即美国政府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达成协议，优先考虑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主张是这一时代的重要催化剂，他预见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并敦促“世界贸易的复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他澄清说，“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繁荣的国际贸易本身就是和平国际关系的保证”，而是“如果国与国之间没有繁荣的贸易，任何持久和平的基础都将变得不稳定，并最终被摧毁。”赫尔也很清楚，贸易可以加强与外国盟友的联系，这不仅有助于创造经济机会，而且还可以缓解紧张的政治局势。
但这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宠：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挑战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础，拜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还采取了重大行动为美国产业政策的新利益铺平道路。事实上，尽管拜登曾在其第一次总统竞选期间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提出了更积极的看法，但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却观察到，拜登的执政方式似乎是在让“国家一直在走错误的道路上”，让华盛顿“陷入恐慌和自我怀疑”。这种恐慌和自我怀疑让人们相信，国际贸易体系已经崩溃，需要重建。然而，寻求改造它的新兴建筑师却对体系应该建成何种模样缺乏远见。
解决问题的错误尝试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批评了美国过去的贸易政策，并承诺弥补普通美国人所遭受的损失，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些努力导致了数量空前的行政行动，这些行动将“安全”置于贸易之上，并在美国盟友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由于担心中国在经济影响力、创新和原始实力方面超过美国，美国还推行了令人不安的产业政策。莱特希泽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应侧重于“改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机会”，以及“经济效率、低价格和企业利润”，而“重要目标……应该是次要的”。
与此同时，杰克·沙利文建议，现代美国贸易政策应该“超越传统贸易协议，转向专注于我们这个时代核心挑战的创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沙利文列举的例子包括印太繁荣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墨加协定》（USMCA）快速反应劳工机制（rapid response labor mechanism），以及美国与欧盟就全球钢铁和铝安排进行的谈判。
然而，仔细研究这些贸易政策的作用就会发现，它们不太可能会成为建立新贸易共识的基础。IPEF甚至没有包括任何贸易条款，因为随着美国进入选举年，许多民主党国会席位有待争夺，国内政治压力导致拜登政府推迟了贸易支柱的缔结。IPEF缔结的支柱包括弹性供应链，但它可能只是改善IPEF 14个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这些成员国大多是亚洲经济体，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战略盟友。真正的韧性需要加强贸易关系，这是IPEF无法做到的。
同样，APEP也不包括任何贸易举措，尽管它确实寻求对气候融资和半导体等关键技术进行战略投资。TTC似乎更关注技术而非贸易，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就产生的钢铁和铝关税摩擦仍在继续，拜登则略微修改支持了这一关税，并强烈捍卫这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启动全球钢铁安排的讨论是为了解决关税僵局，建立一个绿色钢铁碳俱乐部，但这些讨论也演变成了一场主要涉及美国工业保护的复杂谈判。
最后，USMCA快速反应劳工机制是一个单向的执行工具，给墨西哥经济带来的好处有限，对改善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更是毫无帮助。尽管如此，凯瑟琳·戴仍然声称“这不仅对墨西哥的工人生活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而且对美国国内的工人生活也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因为提高墨西哥的劳工标准可以减少将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的不公平激励，从而增强美国工人的能力”。这听起来更像是在抑制某些企业选址决策的积极性，而不是直接赋予美国工人权利。例如，没有人能保证加强墨西哥的劳工标准就能鼓励企业将这些工作岗位转回到美国。尽管她言辞激烈，但她的论点却严重缺乏证据。
这种新的贸易方式的共同点可以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不对称”（原则）（asymmetry），这与互惠原则直接相反。在过去的两届政府中，美国一直要求其盟友和贸易伙伴做出调整，以满足其当前的政策需求——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而几乎没有做任何回报。尽管我们的贸易伙伴和盟友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这种迂回做法表示赞同，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无奈，而不是出于其内心的渴望。事实上，许多人仍然希望美国能再次成为贸易的领导者，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解除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封锁，并结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与过去截然不同，这一点在它最近对产业政策的热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上世纪80年代席卷华盛顿的日本恐慌惊人地相似。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美国不会通过模仿其经济竞争对手的政策来击败他们，而是拥抱对贸易、资本和人民的开放，这是几十年来美国经济成功的范式。
下一步动向
调查显示，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与美国公众存在脱节情况。尽管美国人越来越支持某些贸易限制，但总体而言，74%的美国人仍然认为贸易有利于美国经济，63%的美国人认为贸易为美国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约80%的美国人认为贸易有利于消费者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多数美国人也支持移民，尽管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保留意见。最后，相对于社会主义，大多数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更赞成的观点，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尽管观点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但美国人似乎在基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存在着明显的中间立场。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曾在他首次就职演说中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敦促“每一种意见分歧都不是原则分歧”。今天，美国迫切需要发出类似的呼吁，以便为其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一项大战略，使之符合美国对全球影响力的渴望。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认为，“国际经济政策必须适应现实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建设我们想要的世界。”但要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在它所创造的秩序基础上继续建设，而不是摧毁它。回到互惠时代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没有清晰的愿景，也没有令人信服的激励措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将不可避免地难以推销。
而其最终结果将是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影响力减弱、规则支离破碎，以及未来几年全球经济更加不稳定。美国最好铭记，贸易并不是一方胜利另一方就损失的零和游戏，贸易政策应当避免紧缩。
相反，贸易的本质是信任、开放和互惠。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之所以能够创造机会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这些原则。回归这些（贸易互惠）原则将是明智之举。
（本文来源：SCCWTO快讯)
如有侵权，请致电：020-22245027
整理、编辑：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