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前沿】女“高知”的正能量

录入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3-03-08浏览次数:1667

  【编者按】在南国商学院,女教职员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她们是新时代的女“高知”,她们活跃在学院的各个讲台和岗位上,是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适逢“三八”妇女节,本网特编辑相关文章,向她们致敬。

 
时尚女“高知”
 
  从高校女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有理想、有知识、有才干、有作为的时代新女性的风貌,具有知性高雅的品位。
 
  “社会以往对女知识分子的传统印象是:脸色苍白,无比憔悴,忍辱负重,家庭和事业难以平衡……”近日,中山大学人事处处长骆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紧接着说,从高校女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有理想、有知识、有才干、有作为的时代新女性的风貌。
 
  “女教师们都有着独立的学术判断能力,大多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表现出色;对工作特别热情,少有抱怨;言行干练、细腻,散发着女学者的独特魅力;具有知性高雅的品位,大多打扮得体,对生活十分用心。”骆腾说。
 
  对于女高知摆脱了在社会上的陈旧刻板印象,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左丹也表示认同。一件黑色线衣,外边套上一件红色薄衫,简单、大方、得体。
 
  “我喜欢黑色,它显得稳重、安静又理性。”王左丹说,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着装要得体,尤其是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大会场合。“若是男性,外表邋遢,别人说不定还认为这小伙子有怪才,但同样若是一名女性衣衫褴褛,我想很少有人会认为她‘内秀’吧!”
 
  在王左丹心目中,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全国人大首位女性新闻发言人傅莹等都是国内杰出女性的代表。“她们的自信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由自身的各方面素养所决定,这绝对不是一条丝巾、一套靓丽的衣服所能展现的。”
 
  骆腾分析说,女性知识分子的变化一方面源于社会文化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则与社会宽松的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在高校的科学评价体系中,没有性别上的特殊优待,也没有能力上的歧视。
 
  “有的新闻报道说女大学生找工作受到了性别歧视,我觉得把就业难的原因归结于性别差异有失偏颇。我相信一个有气质、有内涵的女生去面试,是不会逊色于男性的。”王左丹说,有些女生在找工作遇到挫折时,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责怪社会歧视女性。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静蓉27岁文艺学博士毕业,两年后她成为暨南大学副教授,2010年,她评上正教授,转眼一年,她已成博士生导师,彼时她才35岁。在同龄人中,算是凤毛麟角。可在她自己眼里,她归结为“幸运”和“勤奋”。
 
  赵静蓉认为,女性不能妄自菲薄。她发现,开会的时候大都是男性在发言,而即使大会安排女性发言,女性往往走上来先说“我很惶恐,我是来学习的……”。
 
  “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知,潜意识里认为男性的逻辑、抽象思维更好,而女性却很感性,只适合做一些赏析性、批评性的工作。”赵静蓉感慨,女性最大的弱点不在于体弱,而是在性格和感情上,这是完全可以克服和改变的。她常对学生们说,男女生在生理上有差异,但在情感和心理上,绝对是平等的。尤其是做理论研究这样比较枯燥的工作,女性更要克服内心的局限。
 
天花板罩顶
 
  女老师相比男老师要投入更多精力照顾家庭。女教师在行政级别上遭遇“玻璃天花板”,还与无法处理好与男性之间的距离有关。
 
  尽管女性能显露出不一般的风采,但是在高校越往高层,女性越少,女领导颇有些“孤军奋战”的味道。
 
  “在高校的行政系统里,女性处理行政事务有性别优势,协调能力强,做事认真,观察细腻等,同时女性在事业晋升方面的争斗心也不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李胜兰对记者说。
 
  但是,她却发现了一个现象:目前高校行政系统的基础部门都积攒了大量的女性,这些女教师多从事辅导员、基层管理等事务性的工作。再想往上走,就遇到了阻力。
 
  在高校中,校级正副职通常在10个职数左右。在广东8所一本高校中,担任校级正职的女性仅有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一人,而拥有最多校级副职女性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也仅有2位。有3所高校无一名女性担任校级领导职务。
 
  不仅是行政领导岗位上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情况,而且在职称的晋升上也存在着这一现象。
 
  中山大学药学院党委书记黄志纾说,药学院的男女教师虽然比例相当,但教授级的女老师比男老师少得多。教授是最高职称,对工作业绩的要求非常高。女老师相比男老师要投入更多精力照顾家庭,而且女老师还要生育孩子,这对科研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李胜兰则认为,女教师在行政级别上遭遇“玻璃天花板”,还与无法处理好与男性之间的距离有关。“现在高校的领导层充斥着男性,女性在夹缝中生存。很多情况下,女性无法与男领导处好关系,走得太近,会被说闲话;走得太远,男领导又会认为你孤傲,没有亲和力。这种尴尬直接影响到了女性在行政上的升迁。”
 
  如何让高校中的女性突出重围,走进更广阔的上升空间?李胜兰认为,提高社会的包容度是一条可行之道。“为什么西方女性可以在学术界、企业界、政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包容的社会氛围分不开,只有那样的土壤,女权主义才可能盛行。”
 
  李胜兰说,中山大学的处级女干部较多,与学校良好的包容性密切相关。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的外地人比较多,海纳百川,包容性更好。广东的文化在全国而言比较宽松和开放,市民化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女性成长。具体就中山大学而言,学者大多来自五湖四海,可能是全国本土化色彩最淡的高校。
 
  “1999年我调到中山大学时,在这里既没有相识的导师,也没有在这里深耕多年的学生,可以说是全无背景,但我也做到了副院长,我自己可以说是中大较高包容度的一个印证。”李胜兰说。
 
韧劲顶压力
 
  女性学者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平衡家庭与科研的时间,如何能尽量弱化其消极影响。
 
  女性往往比男性有更强的韧劲。
 
  作为广东公办本科院校仅有的一位女校长,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就曾说,搞科学研究不能把自己当女性,不能要求别人来照顾你。
 
  王迎军有一则著名的轶事在同事中间流传。有一次,她和其他老师们在实验室加班到凌晨。因为时间太晚了,其中一位老师问她:“是不是可以让女同志们先走?”她毫不犹豫地说:“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恍然大悟说:“我也是女同志啊!”同事们笑着说:“我们从来没把您当女人看。”
 
  “现在的大学和二三十年前的大学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学老师的压力太大了,简直‘压力山大’。”黄志纾说。
 
  黄志纾在中山大学药学院曾担任副院长,长期分管教学工作,琐事非常繁重。同时,她还主持国家和省部级多个科研项目,每个项目都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她不得不“白加黑”、“五加二”,白天在办公室处理事务性工作,晚上批改学生论文、备课、研究课题到凌晨,另外还要把周末也搭上,非常辛苦。
 
  黄志纾说,自己不会觉得因为是女性,就把自己当弱者,对自己要求低一点。她想把学生的课教好,又想把科研做好,还要把行政事务性工作完成好,只能拼命干。“我的先生也十分支持我的工作,现在孩子也大了,不需要我多操心,我非常感谢他们。”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原秘书长李奕介绍,据该校几年前一项调查显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有将近30%的女教职工要用大部分业余时间应付家务,44%的女教职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有三成的女教职工认为自己被工作压力所困扰。
 
  有一次,骆腾与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何艳玲聊起了女性压力的话题。何艳玲是70后的年轻女博导,如今是城市与地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做科研本来就面临着必然的压力和挑战,社会之所以关注女学者,是因为女性有生育责任、家庭分工,这意味着留给女性做研究时间会更少。”何艳玲认为,女性学者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平衡家庭与科研的时间,如何能尽量弱化其消极影响。
 
  然而在王左丹看来,女性多承担家务、多带孩子,也并不吃亏。相反,“在家庭里舍得付出,会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环境。这对于自己的身心、事业也是有帮助的。”
 
  王左丹说,女性的成长很多来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若是每一个细胞都能健康,社会才会更加稳定。女性全力扮演好在家庭中的角色,一点都不吃亏。孩子刚出生时,从教育他们的角度来看,父母也很稚嫩。所以父母是和孩子一道成长。母亲年纪越大,身上的母性会表现得更充分,越来越明显。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友善、包容。
 
细腻的智慧
 
  女性做社会研究,有更浓厚的社会情怀;并能通过细腻的感觉,捕捉到闪光点。
 
  女性的感情细腻,智慧也细腻。
 
  “女性做社会研究,有更浓厚的社会情怀;并能通过细腻的感觉,捕捉到闪光点。”何艳玲认为,这些特质都是女性从事科研的禀赋。另一位中山大学传播学的女老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她看来,女教师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在一些女生居多的院系中教学有许多便利。
 
  对于骆腾的本职而言,女性的细腻在行政工作中的优势更为凸显。“行政工作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女性往往计划性比较强,较为踏实心细,对解决繁琐的行政工作有优势。”骆腾说,这也是各单位人事、财务等行政部门女性居多的一大原因。
 
  黄志纾在老师们面前从不摆架子,“为人很亲和、低调”,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但同时,她的认真劲儿在学院也是出了名的。“虽然行政管理不是我的特长,但是对于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我还是会花时间亲力亲为,我想把工作尽力做好,让老师们能感受到我在认真做事、尽心尽责。”付出总有回报,黄志纾的认真得到了同事们的赞赏,大家推选她担任学院的党委书记。
 
  虽然不是“铁娘子”,但王左丹的朋友却调侃她“处理事情起来像男人”。她说,女性不光要聪明,更需要智慧,才能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自1985年从华师毕业并留校工作至今,王左丹长期分管校园维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军训、就业等一系列工作,事情多而繁重。很多高知女性陷入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泥淖,而王左丹却把两者安排得井井有条,她说窍门是学会“偷懒”。“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会提早一步思考并拟定计划,找出最方便快捷的方式,这能为我后期‘偷懒’省下不少时间和力气。”她说。
 
  比如,儿子上小学的前一天,王左丹带着儿子走认校门。她让儿子独自在前面走,她推着单车在后面跟着。“打那以后,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王左丹说“我没有太多时间陪他,哪里‘送得起’他上学?只能提前想办法让他自己完成。”回过头来看,她觉得这种做法对于孩子的成长挺好。而在工作中,王左丹也充分信任部下,相信大家的智慧,抓大放小。因为,她把自己始终当作是团队的一员。(来源:《南方日报》,有删改)
 
 
时间:Mar 8, 2013 8:30:00 AM   

录入者:陈慧椅